近日，康宁医院IPO未能过会的消息刷遍朋友圈。对于这一结果，康宁医院自身也颇感意外。其董秘王健在微信朋友圈这样写道：“我很意外，一切都准备好了，会场上我是那么自信，5道题回答的堪称完美，还没宣布结果前，我们甚至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但是被叫进去听到没通过的时候，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到现在还以为是做梦。”
是的，如果从康宁医院业绩上看，它2016年年收入4亿，净利润约 6880 万元，医院入住率高达 96%。同时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民营精神专科医院集团，公司总院温州康宁医院是中国目前唯一一家获评为三级甲等的民营精神专科医院，但是发审委却是对康宁的医院管理商业模式提出了严重质疑。
康宁颇具争议的医院管理商业模式，又称“医院托管模式”，即康宁医院通过管理输出方式向多家精神专科医院、以精神康复为主的综合性医院以及精神科科室提供医院管理服务，并通过收取医院管理费的方式将所管理的医院利润提取到上市公司。而这种模式在1月23日审核会议上，被发审委重点询问。
由此看来，或许这才是康宁医院IPO被否的根本原因。那么资本市场到底该怎么理解医疗机构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问题?如果非营利性医院不能分红，那社会资本拿到的管理费究竟是什么?因为管理费也是来自利润，也没有投入医院的再发展，那这个管理费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否合理合法?
康宁医院回归A股被否，医院托管模式问题被重提
其实像康宁医院的商业模式，其他港股上市公司也有涉及。该模式最早为华润凤凰医疗所创，即通过医院托管，在不改变医院非营利性的前提下，通过从医院提取管理费的方式打通其对医院进行经营管理的财务回报渠道。这些上市公司所托管的都是非营利性公立医疗机构，实质上是通过提取管理费将非营利性医院的收支结余全部纳入到上市公司报表，在实现了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对医院的非营利性和未来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不小的挑战。
回过头来看康宁，其拥有10家自营专科医院，管理4家精神专科医院，均通过收取管理费方式实现回报。然而，面对拥有庞大市场、靓丽业绩的康宁医院，发审委却提出了5大问题：
第一是发行人通过管理输出方式向多家精神专科医院、以精神康复为主的综合性医院和精神科科室提供管理服务，为何所管理医院未列入合并范围;向其提供资金、收取管理服务费用是否属于分红的行为;是否涉及科室承包、租赁，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情形等。
第二是要求发行人说明借给北京怡宁医院部分资金用于日常营运支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未向北京怡宁医院收取利息或资金占用费的原因等。
第三是要发行人代表说明是否存在关联方替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以及其他向发行人输送利益的情形等。
第四是发行人自有和租赁的物业中存在临时改变规划用途的问题，自有物业和租赁物业均存在瑕疵。请发行人代表说明将工业用途的物业临时改变为医疗用途是否合法，期限届满后能否以医疗用途合法续期等。
第五是2016年发行人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请发行人代表说明温州国大房地产业务是否涉及住宅开发，是否存在政策和法律风险等。
可见，证监会发审委一出手就击中了社会办医的“痛点”，剑指从非营利性医院获取管理费的合法性问题。公立医院托管模式，通过提取管理费取得经营非营利性医院所获得的利润，的确存在变相分红的风险;尤其将医院收支结余全部提取，实质上改变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非营利属性，与政府当下所积极推进的医改大方向背道而驰。此外，从资本市场角度来看，到底该怎么理解医疗机构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如果非营利性医院不能分红，那社会资本拿到的管理费还合法吗?这一“痛点”，在医院的举办人和托管人实际上是同一主体而收支结余又被全部提走的情形下，显得尤为突出。
没有处理好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关系似乎是康宁医院A股IPO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发审委问的5个问题全部与此有关。
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监管部门还无法处理与界定，资本市场中医疗机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之间的关系，主要原因在于政策对非营利性机构的性质认定表述并不清晰，在立法上还存在空白。
然而就在最近，政策法律方向变得更加清晰：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发布并审议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该草案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继续鼓励民营医院发展，鼓励民营投资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第二个重要点则是禁止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与社会资本合作举办营利性机构。草案中指出：“明确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营利性医疗机构分类管理，政府不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第八十三条);禁止政府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与社会资本合作举办营利性机构”，同时还进一步要求公立医院不得变现分配医院的营业收入(第九十四条)，而不仅仅是收支结余，这无疑对医院托管模式是致命一击。
可见，像康宁医院这种托管模式问题没有被接受既是历史遗留的问题，而趁着此次IPO被否，又再一次被重提。非营利性医院通过管理费渠道实现盈利，从根本上，还没有被中国监管机构所接受和认可。近期包括《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在内的法律政策环境在逐步收紧，管理费收入和利润分配在法律上面临极大不确定性。过去同类企业在香港成功实现上市，很可能是走了政策空白期的“擦边球”，但随着立法不断完善、医改的深入推进，医院托管商业模式无时无刻都存在被主管机构“叫停”的风险，即使不完全叫停，通过收取管理费将收支结余全部提走的做法，其合理性也面临挑战。
探寻民营与公立托管运营模式的最优解
康宁医院A股上市被否，引发了业界对医院经营模式的思考。即营利性医院和非营利性医院如何共处?它们之间是不是有最优解?未来医院的发展模式应该是怎么样?
营利性的和非营利性医院主要从财务政策上来区分，营利性的是可以自由支配盈利的，营利性医疗机构运行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非营利的只能用于再投入和自身发展，不以赚钱为目的。
一般来说，营利性医院多是以上市公司或民营医疗为主，而非营利医院多是以公立医院。和康宁医院同在港股的营利性医院有康华医疗、希玛眼科、盈健医疗、联合医务等。
营利性医院的商业模式清晰，采取公司化运营的方式，体制机制高度市场化，管理运营效率高;非营利性医院，由于国内医疗行业历史发展等原因，集中了大量优质的医疗资源和优秀的医生人才，但公立医院的弊端也十分明显，由于没有真正的所有者，公立医院的运营管理效率低下，贪污浪费等现象严重，优质的医疗资源没有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和发挥效益。随着新医改的推进和DRG付费模式的推广，对公立医院的运营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那么面对这些困境，公立医院如何发展?
坦言之，医疗行业最核心的资源是医疗人才和技术，而大部分的优质资源掌握在公立医院手中。虽然医改政策鼓励社会办医，但是人才却成为他们发展过程中的拦路虎。而民营医疗擅长的是管理、运营，公立医院拥有人才，如果两者能有机结合的话，势必会推进医疗行业的发展。但托管模式没有从根本上理清营利性医院和非营利性医院的界限，所以只能是过渡性措施，不可能是终极解决方案，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医疗服务行业存在托管公立医院的商业模式。
笔者看来，未来中国成熟医疗服务模式可能只有两种：第一种是公立医院坚持其公益属性，民营医院运营商向其提供管理服务，收取与所提供服务匹配的“合理”医院管理费，而不是将公立医院“托管”而使得医院的收支结余以管理费的方式被经营管理者变相抽干，这种模式一方面保证了公立医院的非营利性质，同时也充分借助民营力量促进公立医院的医疗质量和经营管理效率提升;第二种是公立医院的彻底改制，由非营利性转变成为营利性，勇敢地脱去“皇帝的新装”，理清理顺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将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和收取合理回报有机结合，既保证医疗服务的质量又控制医疗服务的成本。
不管是哪种商业模式，或许唯有在划清营利性医院和非营利性医院界限的基础上，充分调动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并遵循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行业特性，才能长治久安。而“四不像”的医院托管模式，由于其先天不足以及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含混不清，应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